――董荣华口述实录

人物简介：董荣华，男，1934年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曾获得陈望道校长颁发的“学行优秀”二等奖。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评为教授。曾先后开设《读报评报》《新闻事业概况》《新闻学概论》《政策研究》等课程，编写出版《新闻学概论讲义》（1979年），发表过《对报纸性质问题的一点浅见》等论文。1983―1986年担任系副主任，1995年退休。

　　yh8888银河官网从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九十个年头。在不平凡的历程中，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热潮，往往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作为过来之人也希望能够有所回忆。我当时还是学生，所以仅仅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图片说明：董荣华在接受访谈 赵婧然供图

　　一、全面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

　　全面学习苏联这一个活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出现并非偶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联共（布）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从1921年成立到1943年的22年当中，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说明了我们跟苏联关系的密切。甚至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后，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就是访问苏联，并且在访苏期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之一。解放后拍摄的很多革命题材的影片里面都经常有这种情节和镜头，就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在革命遇到挫折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外白渡桥去眺望桥北苏联领事馆上面飘扬的苏联国旗，由此得到鼓舞。我记得有一部电影《聂耳》，里面就有那么一个镜头。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讲，学习苏联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当时来讲苏联是一个精神支柱。

　　投射到教育战线上，其实早在1949年底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已经提出要借鉴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反映到我们新闻系的办学上，那就是1949-1952年之间已经有改革，比如说新闻课里面增加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内容等等，但主要限于部分课程内容的改革上。至于说到全面的学习苏联经验，并且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始于1952年4月-9月。之前有四个月的过渡时间，期间包括宣布方案、思想动员等等，然后才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二、院系调整和新闻系的存废

　　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少数高校或者系科，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局部的院系调整――“关停并转”。比如此前上海的教育系都是放在综合性大学，没有一个专门的师范大学。所以后来就把所有的教育系并起来，在1951年办了华东师大。于是复旦很有权威的心理系就提早搬过去了，并不是1952年才调整的。

　　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校已经在进行局部的调整，新闻系尤其明显。解放初在上海办有新闻系的大学就有三家：国立的复旦大学，私立的圣约翰大学和华侨投资建立的暨南大学。而较有影响的专科性新闻学校有两家，私人办的中国新专和民治新专。1949年8月，中国新专停办的同年同月，华东yh8888银河官网开办，实际上就是用原来新专的房子和设备办的。华东yh8888银河官网是半年一期，一共办了两期，都是短训班。

图片说明：董荣华2019年11月2日参加yh8888银河官网创建90周年主题活动

　　（一）院系调整的实质

　　我们现在所说的院系调整主要是指1952年4月到9月所进行的全国范围内高校的全面调整。据统计，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全国高校共有227所，其中上海一地就占到了20%，这就说明发展很不平衡了。在200多个学校当中，既有公立的――公立里面又分两个，国立的和省立的，也有民办的，当然也包括外国人。比如复旦的前身叫震旦，就是法国人办的。所以不但很不平衡，而且所有制的关系非常复杂，从性质上来讲千变万化，乱了。

　　院系调整当中，在我看来最大的、具有本质性的变革，实际上是在高等教学领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有大学一律公办，不但收回了国家的教育主权，而且改变了原来混乱的多种所有制状况。

　　具体的也体现在学生的待遇上。院系调整后，大学生入学后不但学杂费全免，连伙食费也由国家提供。按当时上海高校的学生伙食标准，定每人每个月12块5毛，相当于我留校后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标准是相当可观的。而且看医治病方面，大学生都享受干部的公费医疗待遇，凭所发的公费医疗证，从门诊挂号到吃药打针都可免去了。可能也因为这样的投入过于超前，据我所知伙食费的全免实行了三年，然后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就改为由部分经济困难同学所享受的人民助学金制度。

　　与此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在学校的布局和院系的实力上所表现出的不均衡，以及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院系调整还对高等教学体系和高等教育学校的分布进行了大的调整。总的原则是打破原有的不平衡布局，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突出发展经济建设需要的工业学科，重点加强综合性大学。具体的方案大概可以这样概括：第一，规定在全国的六大行政区，各区最少应该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最多不能超过四所。这些基本上都是参照苏联的。苏联当时有16个加盟共和国，规定一个加盟共和国，必须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俄罗斯作为当中的大国，最多也不能超过四所；第二，取消大学当中的“学院”。把工农师范等等学科建立为专门学，合并了原有的同类学院或大学系科。这样的方案我觉得也可以说基本上参照了当时苏联高等学校的布局和办学模式。

　　就华东区而言，教育历来比较发达。华东区下面管辖六省一市（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上海市），院系调整前高等学校就有85所，将近占了全国高等学校的40%。所以调整之后华东区就办了三所综合性大学。这已经很多了，对比其他比如西北区，辖区也很大，但是就办了兰州大学一所。所以确实是看得出原来不平衡，但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改善了原来这种布局，大大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新闻系的存废问题

　　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大学下设九个系。文科包括中文系、外文系（俄语组，英语组）、历史系、经济系、新闻系；理科就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也就是说保留了文科和理科的基础理论研究。

　　由此派生出的就是新闻系的存废问题了。据现在一般的说法，复旦新闻系原来是准备停办的，我认为，这只是一种传闻。

　　停办的理由之一，所谓在苏联办新闻系是党校的专利――我觉得这一说有夸张之嫌。当时苏共中央的高级党校，确实办过新闻班，这是事实。证据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的新闻总署办公厅曾经在1951年编页出版了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但这个新闻班的生源是在职干部，类似我们的各级党校，基本上学制最多就是一两年。两者在生源、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都是不相同的，新闻班并不能等同于大学的新闻系。

　　我认为，在国家院系调整的整个构思里面，新闻系是要继续存在的。下面我提供一个事实，如果新闻系是经过争论来的――本来不要了，现在又要了，就很难解释1952年全国统招时文科各系的招生人数为何有如此明显的差别和不同待遇？何况在1952年底，系主任王中曾经为学习苏联经验，向全系师生介绍传达过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教学计划。也就是说同样是1952年，莫斯科大学就有新闻系。这岂不是说明在苏共高级党校已经举办新闻班的同时，排在全苏高校第一位的莫斯科大学也有新闻系。

图片说明：复旦大学1952年招生录取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董荣华供图

　　1952年招九个系，9月招生，我们6、7月份就考试了。当时9个系招生人数共610个，理科四个系招了361个，文科是249个，理科偏多一点。具体来讲，理科的是四个系，数理化生，除了生物少一点，其他都是各个系100个人。

　　文科一共招249个。其中新闻系是老大，中文系、历史系都是40个左右，俄语也只有40个，加上英语69个。看起来好像总的外语系招生多，但因为它有两个语种，应该分开来看。所以从文科五个系来讲，是新闻招生最多。所以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看的话，一个本来准备不办的系，在文科五个系当中，为什么招生人数排名第一？

　　这个本身就说明国家计委等部门就需要新闻人才。因为当时这些录取名额都不是学校自己制订的，而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完全由国家计委颁布法令决定的。

　　三、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本科生）

　　当时所传达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定位是要培养“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文字工作者”。比之原来的新闻系的培养目标，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首先有个特点，就是提出了“文字工作者”这个具体的概念。

　　对于“文字工作者”这个概念，通常有两个理解，广义的就是凡是跟文字打交道的，都是文字工作者，比如工厂的通讯员，他们也要写稿，但是这是兼职的、非专业的。狭义的文字工作者则一般都是指记者、编辑，也包括作家。但记者、编辑和作家又有区别，能当记者、编辑的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作家又不一定具有记者、编辑的专业素养。

　　培养目标往往是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的。原来的课程设置满足了新闻工作全流程的人才需要，既有采访、摄影、写作、编辑、评论等主干的专业课程，也有校对、出版、印刷、发行、广告等技术性的的专业课程。这就反映了原来虽然重点还是培养基层新闻人才，但是也根据新闻单位将来的发展需要，为毕业生考虑了多种出路。而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教育计划则在文字工作者的培养目标指导下筛去了原来的技术性或管理类的课程，比如速记学、符号学、广告等等，都不要了。而把专业课的设置集中在采、写、编、评这一类文字工作部分。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来既要培养记者、编辑，也要培养新闻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设想。

　　这样一种设置我个人觉得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当时办党报，所以也无需什么发行和广告了，连版面的设计变化都很少。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也是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业已经不存在市场经营这样一种理念和现实。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具体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偏重于语言文字的训练。也就是说当时对于“文字工作者”这个概念理解得比较笼统了，缺陷就是混淆了记者、编辑和作家的界线。新闻工作者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杂家”，而且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家，因此所谓基础应该是更宽泛一点的意义。但苏联的教学大纲中提到的所谓“巩固基础”，它的基础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对于文学和语言文字的训练。1952年的课程最为明显，新闻系在学习苏联经验以后的制定的教育计划里面，为了体现对“有巩固基础和发展前途的文字工作者”的培养，大大增加了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语文之类的语言文字类课程，这一类课程的课时要占到全部的21%。譬如当时我上过的一些语言文字类的课程（以下表格均为采写者根据口述者的叙述绘制）：

　　当然史地知识也有，只是为了体现“巩固基础”，侧重就相对少了一点了。我们当时上的史地知识类的课程相对就少了一点，大概只有4门，当然也都是名家：

　　可以看出来这个师资是很雄厚的。背后的原因，一个是复旦有资源；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闻系在复旦的地位。当时很多老师以到新闻学来上课为荣，很多地方都请他们去上课，但他们还是愿意到新闻系来。因为教学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新闻系上课，学生的反应能让这些老师找到兴奋点。我后来也做过教学秘书，也跟其他系打交道、请老师，总觉得好像50、60年代和80年代已经是两样了。后来其他系自己也扩招了，老师的工作量也够了，就不会再像那个时候那样，跑到新闻系来上课。

　　那么从这个课程安排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含有他们自己对文字工作的理解，所谓“巩固基础”和“发展前途”其实是将“文字工作者”引向作家的方向。当时在国内介绍苏联的作品，大多是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讯，另一种就是小品文。介绍苏联的“名记者”，譬如有名的像波列伏伊、奥维奇金、爱伦堡、查斯拉夫斯基等，实际上都是属于特写作家或小品文作家，他们的作品已经不止于记者的记录层面的东西，而是已经加入了文学创作的成分。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要写通讯，认为一个记者的本事，不是发消息也不是写新闻，而是能够写一个人物。就导致当时学生对记者的理解往文学的方向上有点歪曲了。

　　因此联系到1962年提出的“两典一笔”。这个不是培养目标，而是对新时代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能力的一种概括，也是给学生提出了一个从专业课到课外学习的要求。“两典”是在文史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这在实际工作当中纠正了原来的莫斯科大学教学计划里仅仅侧重于文学的方面，而把“政治家办报”这个观念引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两典一笔”其实是对原来“培养有巩固基础和发展前途的文字工作者”这一目标的充实和提高，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培养“文字工作者”是一个水到聚成的过程，本来就有不同的方向，但新闻系毕竟还是主要培养记者。

　　四、专业课程的设置

　　新闻系在52年开始的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参照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对新闻专业课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例如52届开设的课程里既可以看到仍有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名称上已变更为《新闻写作》）、以及新闻摄影（囿于器材设备，非必修课，全年级60名学生仅10人获准加修），也可以看到许多变化。

　　其一，新闻编辑不再独立成课，单独开设，而是被合并进一门新设课程《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当中。这门课程在“莫大计划”里叫做《苏联报刊之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多门专业课的“拼盘”，由新闻学概论、报纸群众工作，新闻编辑三门课程加上图片编辑的内容合并而成。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进入高潮，新闻系一度也是依样画葫芦，课程名称作了相应改变。

　　其二，突出了新闻史的教学内容。仅仅在我们这一届（52届），就先后开设三门：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专题。在1954年的教学计划中，又增开了一门《苏共报刊史》。这也是“以苏为师”进行教育改革的结果。而莫斯科大学当时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据载，是“旨在培养学生能系统和正确地了解新闻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学生继承人民报刊光荣传统的决心”。实际上应该说还含有“以史‘带’论”乃至“‘代’论”的意图和倾向。

　　这两大照搬而带来的新矛盾，在新闻系教师当中一开始就有反映，学生的反应则更为强烈。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系统的意见，以及应从何入手进行改进并使之得以实质上的提升，则主要是在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由王中系主任率先作出的。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工作也开始了纠正，7月1号《人民日报》改版[5]，实际上就是针对学习莫斯科《真理报》产生的问题。

　　我认为专业课的实质也不是仅仅是加强采编之类的技巧性课程。出于整体考虑，还是应该从基本理念、社会责任、专业主义这些方面开始培养。王中的探索也仅仅是个开始，我觉得发展到现在，整个教学科研，不管是科研反过来作用教学还是教学推动科研，都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图片说明：1974年7月董荣华（后排右二）作为国务院派遣的第一批复旦大学援藏教师赴拉萨参加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工作

　　五、专任教师队伍和教研室制度

　　专业课程的设置必然会涉及专任教师配置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实践已经证明，新闻学系的开办与设置，最好是依托于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开设的文、史、政、经和理科各个专业，都是新闻系培养知识广博、基础扎实的新闻人才的现成资源，而不需要一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专任教师队伍的稳定

　　复旦新闻系创办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专任教师都很少，绝大部分专业课程是由校长或者系主任请来各个新闻单位的“行家里手”担任兼职教师，其中有相对固定长期延聘的，也有临时需要短期聘请的，优点就是紧密结合实际。但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不稳定。很多老师不是来开一门课，而是只能来讲一节课，比如方汉奇老师在回忆录里说他都是夹着皮包来上课的，前一天晚上过来，上一天课又回去，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旧大学的特点。其实，在旧大学里，兼职教师多于专任教师的状况，并非只有新闻系一家，其他系科大体也是如此，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旧的大学里，教授是自由职业者，请来讲一次课就给一次钱，不仅是没有编制，连单位的概念都是没有的，系主任直接管教师。

　　就新闻系来说，专任教师一直较少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初，复旦新闻系除了系主任陈望道，专任教师只有五名，曹亨闻、赵敏恒、舒宗侨、杜绍文、杨思曾。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除了系主任王中之外，专任教师增加到十二名，分成五个教学小组，各自都有分工。

　　但从1953年起，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为了适应教学需要，系主任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充实师资队伍。1956年夏秋时，全系的专业课教师（含新设的资料研究室、摄影实验室人员）迅速增加到了36人，是52年的两倍。其中，有从新闻单位调入的邵嘉陵、刘同舜；从本校和外校调入的宁树藩、林帆、陶凤姣；但主体还是从新闻系应届毕业生里面选留，累计共15人。

　　经过院系调整以后，专任教师队伍不但是稳定下来了，而且是大大的充实、加强，除了系主任王中，新闻系已经有了12个专任教师。整个学校，尤其是新闻系，专任教师的师资队伍是稳定下来了。这也算是苏联的影响，因为它是跟社会主义的用人制度有关。由于不断强调教师这一个基础设置，所以稳定下来以后，就开始把毕业学生作为青年教师留下来了，其中53年补充了3个，55年补充了8个，56年补充了5个。青年教师对于教学这一套是熟悉的，他们知道教学规律，也常和学生接触，但是他们又对实际不了解，所以也只是相对的有利。1956年底，新闻系在职的专任教师已经达到了32人，这可能会带来教师生活待遇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图片说明：1965年6月新闻系教职工合影，后排左四为董荣华

　　（二）教研室制度的引进

　　教研室的概念是从苏联引进的，这个制度的引进和专任教师队伍的稳定很有关系。解放初专任教师只有5个人的时候无所谓教研室的，首先人数上就不足以组成教研室。等到专任教师队伍稳定之后，课程也丰富了，分布规律就开始体现出来，你是搞理论的，他是搞实用的，要有分工，所以就需要一个教学研究组织作为统管。所以从苏联引入教研室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教研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下面教学研究的基层组织。新闻系下面分四个教研室。一个新闻理论，一个新闻实务，一个新闻史，还有一个新闻摄影。新闻摄影这个起初不叫教研室，因为人少，加上需要实验室，带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大家都习惯了，就也叫它教研室了。我们新闻系教研室一共30来个人，规定每个星期二教研室活动，星期四下午大扫除，大家都一起劳动；星期五则是政治学习，分两个组，新闻理论和新闻史比较接近，新闻实务又跟摄影放在一起，这就是各教研室之间一个沟通交流的空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哪里就业只是被看做一份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带来的社会制度变革才让我们有了“单位”的概念。在集体环境里，不单是工作，连所有的档案关系都进了编制了。

　　从苏联引入这个教研室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新闻系教研室的效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新闻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民主作风，加上本身教研室规模也小，领导跟群众相互之间都比较宽松，王中跟我们开会，大家也比较随意的。所有任课老师都在教研室，留校的青年教师一毕业就已经定好了方向，不是自己选的。像我就一毕业就被指定去搞理论，这跟学习时候的论文、老师的考察等因素有关。

　　教研室制度好的方面就是发挥集体智慧，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评估、编教材，扬长避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大学二年级下学期上采访与写作课，请《解放日报》的副总编来讲，给我们上课，教研室的老师也坐在后面边听边记录，听完还要讨论，反馈给讲课的人改进，最后还要整理出教材。他们自己讲课就根据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来讲，理论就这么慢慢积累来的。差的方面，抹杀个性，个人的独创没了，都要拿到一个规矩里面去。当时“反右”批判个人主义，不大强调个人，编写教材的署名都是“教研室编写”。毋庸置疑的是，这在集思广益，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在迅速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片说明：董荣华（前排左四）1984年11月2日参加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复旦新闻系全面学习苏联经验，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比较有影响和特色之外，其他的共性部分，比如本科的学制自55级起一律由四年延长为五年；课程教学内容“以苏为师”，凡是有俄语教材的就引入翻译出版供师生使用（《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以及两卷《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也就是在当时先后翻译出版并且成为新闻系师生的案头必备）；俄语作为学生必修的第一外语；课程的安排一度一律放在每天上午，即所谓的六节课时一贯制等等，新闻系并无例外，我在这里就不予赘述了。

（本文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口述史项目系列口述实录之一，指导老师伍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