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林口述实录

　　人物简介：周胜林，男，1937年夏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市（县）马垫乡中后村。195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副教授，1993年晋升教授，同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注重新闻理论、业务和中外名记者的研究，还担任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师。著有《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通讯写作述略》、《当代办报策略与新闻写作》、《当代新闻写作》等。

图片说明：周胜林（右）在家中接受杨昀潞访谈 杨昀潞供图

　　一、慕名报复旦

　　我1955年从江苏省溧阳中学高中毕业，去苏州参加的高考。当时不像现在信息这么灵通，我对大学了解不是很多，只是想读文科。因为高中时我突然从热爱理科转为文科，也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语文老师经常表扬我。

　　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在我中学毕业时建议报考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说北大图书馆系很了不起的，李大钊、毛泽东都是从那里出来的，但是并没有打动我。想到一辈子都坐图书馆，我觉得不大有劲。

　　将复旦作为第一志愿的一个原因是我希望出去闯一闯。听到“一匹马，一支笔，走遍大西北，写出来的文章轰动全国”，就觉得这个才合我的心意，才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我家很近，我家在江苏溧阳。通过查找，我发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于是毅然填报为第一志愿。报考大学时我首先看的是专业，复旦的新闻当时名气很大。

图片说明：yh8888银河官网90周年主题活动中姚福申、林之果、周胜林（右一）等退休教授坐在主席台上

　　二、穷苦筑志气

　　手拎一个透风的藤篮，装一些衣服，再弄了一条被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前往上海报到。火车到站时有迎新的高年级同学前来迎接，一直接到复旦，接待得很好。我们班有很多调干生，有很多已30多岁，年纪最大的进校时已有35岁，还参加过抗日战争。我当时十七八岁，年纪很小，大家都把我看作是小弟弟。又因为我来自农村，所以在大学期间我都不怎么讲话，有人说我不声不响。

　　在复旦读书5年中我没有回过一次家，尽管我家很近。当时家里条件比较差，进校之后我就享受了甲等助学金，每个月4块零用钱，伙食是由国家包下来的，每月12块5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我安心苦读，早上有豆浆吃，中午还要吃块鱼或肉。自从跨进了大学，家里就没有给我寄过一次钱。

　　我们读书时确实很苦，但是我们的志气非常高。进来之后真的就是苦读、苦练，要学出个样子，要争一口气，才能回家乡，为家乡争光，以后报效祖国。那时候我们这批人就这么走过来，是现在人没办法理解的。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漂亮辉煌的教学大楼，我们只有一个1200号教学楼。从宿舍到1200号，要经过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南京路（今光华大道）才能来到教室上课，快到教室的时候还要过一个木桥，下雨天下雪天时有的人很容易不当心在桥上跌一跤。

　　我们当时真的是拼命读书，一吃完晚饭就赶快奔到图书馆去抢位置。有一段时间图书馆在复旦西北角的一排平房里，我们要从学生宿舍跑到那里去抢位置。我暑假寒假不回家，还有个原因就是要读书，觉得从乡下一下子跑到复旦来，简直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知识，拼命读书，读了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书。另外也参加勤工俭学，如学排字等。

图片说明：青年时代的周胜林 周胜林供图

　　当我们听课时，教师讲的每句话都会努力记下来。我们的听课笔记是有秘诀的，纸上会空1/4出来，空白部分留着课下和同学们一起比较、核对笔记，还把我们自己的看法、老师讲的重点记在上面。当时记笔记也是下了苦功夫的。

　　我们也会拼命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感兴趣的课，只要有时间，马上就奔着去。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听的讲座也很多，电影演员赵丹，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名人都来讲。在大学里真的有我们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另外我们同时也苦练，拼命写东西，因为新闻系实践性、战斗性比较强。比如我们的宿舍门上挂的是“红色记者”，有的叫“记者之家”。我们也在学校里搞各种刊物，我是搞复旦学生会的刊物《复旦生活》，那时候还是墙报，毛笔抄了之后贴在墙上。到了年级高一点后我就是铅印报复旦校刊的记者。然后我们会到工厂里办厂报，有的同学在上钢五厂办《合金钢》报。我在农村劳动时就在罗店跃进人民公社办《跃进报》，还有一直到下面的黑板报。我们新闻系的学生走到哪里，哪里就像雨后春笋般涌出一批各种各样的媒体，黑板报办得很有劲。

　　当初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们一支生花妙笔。当时大家都知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个妙手就是熟能生巧，巧能生花，一定要多写。我一辈子写了很多的东西，从十几岁一直到80多岁，还在写。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一辈子没有离开笔耕。 所以“两典（经典、古典）一笔”的影子在当时我们的学习中就已经显现。

　　三、名师云集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刚好是首届5年制。在这五年中我们学的东西非常多，好多东西现在听起来可能是闻所未闻的。那时新闻系老师很少，好多课我们是跟中文系或其他系的学生在登辉堂（今相辉堂）一起上的。现在的学生，文史哲课比我们当时少，特别是“文”的方面。

　　当时复旦可谓名师云集，光是文学课，就有中文系的八大教授及讲师。这里仅列举我所上过的一些课程与印象较深的几位老师。（下表还缺经济类与法律类课，由采访对象口授与书写，由采写者绘制。）

　　曹亨闻，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硕士学位，193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史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教我们的《外国新闻史》，编的教材叫《垄断报业的末路》。

　　郑北渭，1946年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英国文学系。1951年获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前刚从美国回来，后来成为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元老人物之一。当时主要负责《新闻摄影》课。摄影课是一个比较新的课，新闻系最主要的课还是新闻理论、采写编评以及新闻史。舒宗侨也上过摄影课，我听过，但接触不多。

　　邵嘉陵，1939－1940年留学东京日本大学新闻系。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重庆《时事新报》记者、《辽西日报》编委、《文汇报》特邀编辑。长期研究新闻学、日本近现代史。讲授过《新闻采访与写作》、《日本报业》等课程。当时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不是他一个人上的，还有从外面请的陆灏。

　　杨烈，1934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翌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长期从事世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其译著包括《莎士比亚精华》、《古今和歌集》等。杨老师给我们上《外国文学史》，他上课很有特点，第一节上课时不讲话，先在黑板上写了8个字“一息尚存，有书必读”，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但这8个字我还牢牢记在心里，没有忘记。

　　四、难忘王中

　　我们1955级这一届的新闻理论课是由王中上的。王中一辈子集中上新闻理论课，估计也就只上过这么一个学期，正好被我们幸运地碰上了。那是1956年下半年，王中给我们上《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的新闻学原理部分，也就是现在的《新闻学概论》。王中过去是老革命、老干部，南下之后比较多地担任领导工作，是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统战部部长，后来又当新闻系系主任。当时正逢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出台，同时中央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向科学进军”，给学校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王中作为有很多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人，身在大学里，当然想在理论方面一显身手。于是他就思考研究新闻学问题，研究出了成果就马上就跟我们分享。

　　王中很聪明很机灵，也很有创见。他有好多优点，也有好多他自己的个性。从大的方面讲，他一直强调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我觉得对学生非常重要。当时我们的课有口试，王中让学生抽签，抽到什么题目就回答什么题目。有一个同学抽到题目后就迅速回答了，王中的助教葛迟胤一听觉得很好，说“回答正确”，因为王中的讲课内容这个同学基本上都答了出来。但王中本人开始没有表态，后来他讲，“我还不想给你5分”。意思虽然都答出来了，但没有延伸、升华，没有创见和自己的思考。这位同学就让王中再提问题来考他。王中有意为难，看看他究竟还能不能讲得出一点自己的东西。后来的口试就变成师生二人之间的对话和辩论。这位同学原本对分数寄望不高，但王中最后还是打了一个5分，经过辩论之后，他觉得这个人有自己的见解，说了三个字“当如是”。这给我们学生留下一辈子很深刻的印象。

　　王中记忆力很好，演讲也很有本事。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课，到了讲台把包里的东西翻来翻去，发现最重要的东西——讲稿没带来，于是拿出一个本子打开放在台子上，然后就开讲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察觉他实际没带讲稿。下一次课时他按照讲稿讲他上次讲的一些东西，我们听下来觉得跟我们上次听的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就觉得他讲课还是蛮有本事的。

　　我们都很喜欢听王中讲课。他比较俏皮与幽默。而且他不仅能讲课，还能够开各种讲座。他还给青年人讲过恋爱婚姻，在1237教室，很多外系的人都来，还有好多人站着听。他在复旦的讲座名声还传到同济、华师大，他们也就请王中到同济、华师大去讲。

图片说明：王中先生（左三）

　　五、热血沸腾干劳动

　　1958年9月学校宣布全体同学下乡到罗店，当时正好是办人民公社，我就参加了在罗店一中学操场上举行的跃进人民公社（后来叫罗店公社）的成立大会。当时大家都是万众一心，热血沸腾。

　　这个时期，上课上得很少，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但是也是有得有失。我们在基层办各种小报、墙报和黑板报，这种油印报对我们写作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农村，接触了农民，跟农民同甘共苦，培养了我们基本的素质。新闻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穆青专门给新闻工作者，也专门给我们yh8888银河官网提过词，叫“勿忘人民”。在乡下的七八个月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否则考虑问题怎么会想到几亿农民？怎么会想到国情？所谓国情，中国的首要国情就是中国农村、农民的情况。

　　这一时期也没有学分制，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比上课还重要，要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大家对此都心甘情愿，且非常热情。当时有个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这也是一种教育改革。1958年，陆定一写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就是社会要进步，教育要跟工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必然要改革。这个没有继承苏联，跟美国也不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路。虽然这个路现在来看是劳动多了一点，但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知识分子跟工农相结合还是值得肯定的。

　　之前在学校时的课外活动有很多，培养了很多人，这是复旦的一个特点。我们除了参加课外的校刊、墙报等跟新闻比较密切的活动之外，还有很多文艺体育活动。我们班有人是复旦口琴社的社长，有的人参加诗社、排球等社团。即使在大跃进时期，我们也有一些课外娱乐活动，而且学生们觉得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可以有更多的发挥。

　　六、扎实稳妥搞实习

　　在罗店劳动七八个月后全系师生回到复旦，教学恢复正常。1959年下半年我正处五年级，被分配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实习，指导我的记者也是复旦毕业的叶世涛。我很佩服他，他也很看重我，所以在实习期间我与他配合得特别好，合作了很多稿子。因为经常一起发稿，后来报道的署名出现了一点小差错，新华社发的稿件中署名“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周胜林”，《人民日报》发的通讯中也署名“本报记者 叶世涛、周胜林”。其实我当时还不是记者，是实习生。我后来想，如果我不当老师的话，很可能就到新华社去了。但怎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署名是一样的呢？当时《人民日报》没有分社，只有新华社有分社。《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也要有自己的威信，所以就承认新华社记者同时也是《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分社与《人民日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边是新华社，一边就是《人民日报》记者站。所以《人民日报》也就以为我是记者，用了我的几篇稿子。

图片说明：1959年下半年周胜林（前排左三）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实习 周胜林供图

　　在新华社主要就是搞采访写作，我受到采访写作的锻炼很多。我还有一篇稿子《一角铁皮》在新华社被评为好稿。新华社的实习内容比较单一，就是采访、写作、调查、研究。记者带着我一起出很多作品，他一空下来就说：“今天没有任务的话，就跟着我去跑”。一碰到南京路有个什么大事件，有个什么新动向，马上一篇小文章就写出来。那时候在新华社不是事先安排好明确的任务，而是有空时就多深入基层。然后逐渐就能辨别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什么是大新闻，什么是小新闻。新华社的长处就是有全国观点，立足全局，另外中央的好多精神、气候掌握得比下面要快、要多。

　　其他同学们也都到报社实习，比如说《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体会也很深。《新闻日报》安排学生一开始不是去采访写作，而是去群工部，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和群众来访的接待。因为当时有一个观点很明确，认为整个报纸工作的基础是群众工作。当时还专门有一门课是《报纸群众工作》。

　　从群工部出来后的第二步就是到编辑部，编辑部不让你编稿子，先叫你一字一字地校对。有时编辑部故意在稿子中添加了很多差错，有一个聪明自负的同学自认为校得很好，一个字也没错，校对完就交了上去。编辑说你改得很好，但是你再看看。最后那个人才发现原来文章的结尾缺了一个句号。我过去讲新闻采访写作课，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第一个就是真实性，真实性当中有一点就是不能出一点点差错。什么叫做一丝不苟，一字不苟？就是一点都不能错。大家都要永远牢记住——新闻工作无小事，新闻工作一点也不能错。

　　七、毕业分配争赴边疆

　　1960年7月我大学毕业，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是陈望道，现在来看是很宝贵的，因为后来毕业证书签字的校长都是苏步青、谢希德等，陈望道签字的比较少。

图片说明：周胜林的毕业证书 周胜林供图

　　大学毕业之后许多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因为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留下来当老师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在那时我被预选为毕业留校当新闻系教师，当时有六七个“种子”，最后仅留我一人当业务老师。另外有两位同学当政治指导员，带学生。而我自己其实很想当一个名记者，去别的地方开开眼界，毕业时我填写意向表报名去边疆。大学毕业之前有三个人入党，其中就有我。当时大家带头报名到边疆，正好西藏有名额，但是就只去了两个，恰巧就我留下来了。去《西藏日报》的两个人，原本说是只待5年，结果5年之后又说工作需要，因他们是那里最重要最得力的骨干，不肯放他们走，说是再延长一年，结果一延长就延长了差不多20年左右，后来两个人都回到了上海。

图片说明：新闻系1960年毕业生合影，倒数第二排左六为周胜林

　　原本我也差一点就去边疆做记者了，但是后来我的一生献给了教学、培养学生，我的骄傲也是我的学生特别多，现在好多主持人我都亲自给他们上过课。之前有个学生对我说，周老师您当初想当一个名记者，后来名记者就没有当成，但是您培养了许多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这与其说是对老师当年心愿的一种补偿，倒不如说是老师人生事业的一种超越。